⑥例如，1919年12月13日的德国《租税通则法》(Reichsabgabenordnung)第6条规定：以法律的意思，对行政机关进行根据裁量作出决定的授权时，该规定要求根据正义及公平(nach Recht und Billigkeit)来进行(RGBI.，1919，S.1994.)1931年的乌泰堡行政法典草案第65条也规定：裁量决定需要在对公益及私益的正当且公平的考虑的基础上，根据适当、正确的观点作出(Verwaltungsrechtsordnung für Württemberg，S.22.)。
欧洲学者认为，《人权宣言》酝酿了三种革命的萌芽，即自由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种革命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具有相等的地位，代表了从单一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进步性拓展。[8]此处古代人的自由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现代人的自由亦非现代自由主义。
一是范畴不同：公民与外国人相对，人民与敌人相对，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不同。如同艺术品的艺术性部分建立在丧失使用价值之后，五四宪法也因其后多舛和乖戾命运具备了观赏性，诸多基本权利条款成为现行宪法的蓝本，包括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社会权，乃至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征用都只是对五四宪法的恢复，而居住和迁徙自由仍处于争取之中。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1848年美国纽约小镇Seneca Fall第一届妇女权利代表大会上签署的《美国妇女独立宣言》。 五四宪法的公民权利而非人权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 人民主权理论消除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紧张，公意将主权与人权合二为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此相遇。
[56]根植于资本主义国家左派的平等观念，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20世纪初叶，福利国家滥觞，社会权作为这一理念的体现，规定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宪法之中。[36][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本文所指的五四宪法自由观的现代性，是在与个人先于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包含了参与的政治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社会权两种积极自由。
在民主主义言说逻辑中，政治平等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内涵，包含着参与国家权力形成和法律创制。它既不同于防御国家的消极自由，亦不同于注重参与的积极政治自由。[13]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参政议政，同样有权监督代表和公职人员是否认真遵守法律履行公共职责。
[2]参见[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中文版序言，李强著，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33][德]Christian Starck:《基本权利的解释与影响作用》，载[德]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林三钦、陈爱娥等译，元照出版社2006年，第324、325页。
[50][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存共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得益彰。[4]但是，这并未影响其区别于以个人本位为先导的自由主义宪法的积极自由品格。这些条款是对团结价值的加强，既体现经济民主，也是对经济自由的限制，有别于近代市民宪法，后者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之上。
[8]此处古代人的自由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现代人的自由亦非现代自由主义。欧洲学者认为，《人权宣言》酝酿了三种革命的萌芽，即自由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种革命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具有相等的地位，代表了从单一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进步性拓展。【作者简介】 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28]参见拙作：《追求幸福生活：评1954年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1.体现社会主义理念 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一词有着丰富与深刻的内涵，蕴含着社会正义和公平理念。[60]这清楚地道明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
自然法和人为法在关于法的来源问题上持不同认识，前者认为法律是发现的，而非创造的。[30]如果没有身份地位的相对平等，就谈不上自由或权利。
法律实证主义 【全文】 对抗或者合作？独善还是兼善，是判定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基本纬度，也是识别五四宪法基本权利个性的哲学标准。同时规定国家通过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逐步扩大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些权利。五四宪法实体基本权利注重是将个人自由建立在秩序的保障中，通过民主的立法机关在生活关系中具体化基本权利是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非怀疑，而疏于规定程序性基本权利在继承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对保障个人自由的司法机关的淡漠。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普通法是经验而非逻辑是对判例法和制定法差异的精准表达。双重积极自由使参与公共生活与免于饥饿成为可能，较之防御性的消极自由更为现实与真实。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价值理念与规范没有、亦不会过时，但其实施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与长久沉思。
人民主权消除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乐观唯理主义的法律实证主义反映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通过建构法律秩序而非怀疑和抵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五四宪法致力于调和集体价值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反映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本质，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
[47]政治自由的物质保障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宪法中已经成为成熟的立法体例，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既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继承，也是人民民主主义政体的内在需求。前者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后者仅指司法平等。
[35]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从逻辑上而言，该款实为赘语。
曾经有人认为，中国宪法过分强调言论自由的政治属性，忽略了非政治性内容，仅仅将言论等自由等同于政治表达。[44]但是，直至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妇女是公民，可以从事契约等民事行为，缔结婚姻，却不享有选举权，无法参与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有权参与公共事务。[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首先，选举权的主体是公民，妇女是公民，自然享有公民享有的选举权。
五四宪法同样保护自由，但却是一种民主理解下的自由。【中文关键字】人民主权。
在中国出现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这种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个人独立，[2]根源于公民追求公共福利的积极热情，其理念是公民个体参与政府过程，以及因此同他人共享制定或控制国家之公共行为的自由。
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在于：通过大多数居民有机会参与的竞选，选出政权的主要领袖。除了缺乏程序性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思想、规范、立法技术乃至语言本身堪称典范。
3.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本质与物质保障 言论自由的政治性是民主主义的体现，其古典含义决定了它们隶属于积极的参与自由。[46]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其三，民主主义与民主政体的内在诉求。五四宪法公民一词在表面权利法定的同时，有助于权利意识的加强。
[44]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又被译为《情感宣言》或者《妇女权利独立宣言》。 妇女选举权保障是评判政权普及与否的标准之一。
[41]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普遍性指广泛性，意味着施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小和最少限制，平等性指等值。
历史上，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哲学的重要分支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其对自由的保护建立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概念基础之上。唯如此，才能体现政权的民主性，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